01
近代中国，积贫积弱。华人难以世界上抬头，能给华人长脸的不多，伍连德算一个。
伍连德，祖籍广东台山，1879年出生于英国殖民地马来西亚的槟城。少年伍连德聪慧过人，7岁时进入大英义塾读书，他常常挑灯夜读，比普通孩子努力得多。
有一次，放学回家的伍连德突然病倒了。父母为他请来中医，中医认为只是偶遇风寒，但是数周之后，仍不见好转，父母急忙为他请来西医，西医却认为为时已晚，正当父母伤心为他准备后事的时候，命大的伍连德却奇迹般痊愈。
经此一劫，伍连德改变曾经志向，立志从医，以救芸芸众生。
1896年，伍连德获得英国女皇奖学金，进入剑桥大学伊曼纽尔学院，主修医学专业。进入剑桥之后，伍连德看到自己周边都是高鼻梁、蓝眼睛的外国精英，心中暗暗发誓：不能给黄种人丢脸！
1902年，他先后前往英国与德国的医学院进行学习，后来他来到法国的巴斯德研究所进修8个月。
对！就是那个巴斯德。第一个造出狂犬疫苗、炭疽疫苗的巴斯德；指出“科学没有国界，而学者有他自己的祖国”的巴斯德；他培养的学生耶尔森，还发现了“鼠疫杆菌”（与日本细菌专家“北里柴三郎”同时发现）。
在巴斯德研究所，伍连德如饥似渴般学习。他不仅系统学习微生物学知识，而且进行大量实验。
毕业时，伍连德硕果累累。他一口气拿到五个学位：文学学士、医学学士、外科学硕士、文学硕士、医学博士，妥妥的学霸一枚。
毕业后的伍连德，回到槟城开了一家私人诊所，优哉游哉过自己的安生日子。
然而，一封书信，改变了伍连德未来的命运走向。
书信来自时任直隶总督袁世凯。袁世凯邀请其回国任“天津陆军军医学堂”帮办（副校长），伍连德抱着赤子之心来到中国。
然而却出现一点小插曲。1908年，伍连德来到中国之后，袁世凯已经被革职。
事情是这样的：
1908年11月，中国东三省出现外交危机。日本与俄国在中国东三省是老对手，后来他们达成和解，同时拉着英国、法国，形成“四国同盟”，私下把中国东三省给肢解掉了。这时候，没占到便宜的德国人不干了。他们找到袁世凯，袁世凯时任外务部尚书（相当于外交部长），接受了他们的建议，派吉林巡抚唐绍仪出使美国，讨论中美德“三国同盟”。日本曾迫于德国、美国威胁，答应出让部分利益给美国，但是在“三国同盟”会议上，美国不承认有这回事，造成清政府外交失败，唐绍仪灰溜溜回国。这笔账记到了袁世凯头上，摄政王载沣罢了袁世凯的官。
是金子总会发光的！
伍连德经友人推荐，见到当时的东三省总督锡良大人（记住这个人，后面我们会一再提到他）。
开明官员锡良
这个友人是谁呢？我说出来，你肯定认识，他就是时任外务部右丞相的施肇基。
中国著名外交家施肇基
对！就是在“巴黎和会”上拒绝签署丧权辱国条约的施肇基。当时年仅33岁的施肇基刚刚老练处理完“伊藤博文被刺案件”，使得清政府免于日本讹诈。施肇基毕业于美国康戴尔大学，先后获得本科、文学硕士与PHD，也是一个学霸，由于本文的主角只有一个，我们重点谈伍连德。
锡良是一个开明官吏，对于伍连德这样的人才，很是欣赏，依然维持袁世凯的任命。于是，伍连德拍马上任。
02
1910年12月，还在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备课的伍连德接到通知，让他速去北京议事。到了北京才知道，东北已经爆发鼠疫2月有余，需要伍连德解救苍生于水火。
这一刻，命运选择了伍连德，确切地说，伍连德选择了命运。
没有丝毫犹豫，伍连德带着自己的助手兼学生林家瑞匆匆赶去东北。
来到哈尔滨的伍连德，在道台于驷兴的安排之下，在重灾区傅家甸搭建一个临时的防疫检验室。
为何选在傅家甸？这是一个鼠疫重灾区。
其实，伍连德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：肆虐整个东北的瘟疫，到底是怎样一种鼠疫呢？
为什么伍连德会这么想？
因为当时正处于隆冬季节，东北地区滴水成冰，并非鼠类出没频繁的时节。而历史上鼠疫的爆发，无外乎是老鼠身上的跳蚤携带病毒，老鼠在人类居住区出没，跳蚤咬人，使得人群大批染病死亡。
于是，他首先安排人手在哈尔滨城内四处捕鼠，搜集充足的死鼠与活鼠标本，然后进行淋巴结穿刺检查，令人惊讶的是，在老鼠的身上并没有发现鼠疫杆菌的存在。
但是，患者的死亡特征却与鼠疫死亡特征相同。他们都是发高烧，咳嗽不止，然后是咳血死亡，通体紫红色（在西方称为“黑死病”）。
不行，必须进行尸体解剖！
但是，在当时的中国，崇尚“死者为大”，解剖尸体是万万不能的事情。不解剖尸体，又不能找到真正的病原体，这使伍连德陷入两难。
天佑中华！
由于东北住着许多日本与俄国侨民，一日，某日本侨民咳血而死，正好可以用来尸检。
伍连德急忙与自己的学生林家瑞来到客栈，对尸体进行解剖，逐一将内脏取出，浸泡在培养皿中。同时，将身体肿胀部位的浓汁与组织液保存在试管中。
伍连德在简易鼠疫实验室
最终，二人在切片样本中发现鼠疫杆菌，证实东北这场瘟疫为鼠疫引起。
最重要的是，伍连德发现，鼠疫杆菌是在标本的肺部与淋巴液中出现，而在身体其他部位并未发现。伍连德敏锐意识到，东北这场鼠疫，跟往常的鼠疫不一样。
确切地说，东北这场鼠疫不是由老鼠身上的跳蚤叮咬引起的，而是通过呼吸系统传播引起的，人与人之间可以交叉感染。后来，伍连德称此种人传人的鼠疫为“肺鼠疫”，区别于动物传染人的“腺鼠疫”。
很快，他就证明了自己的推断。
经查实，这次鼠疫是由一种啮齿动物土拨鼠（旱獭）引起的。
土拨鼠
土拨鼠为何出现在东北？事件演进总有内在逻辑，只是从A事件看到B事件是远远不够的，你得看到C事件、D事件……
20世纪初，时尚界流行穿皮草。借用当下一个广告词，叫做“没有买卖，就没有杀害”，貂皮做的大衣太贵，而旱獭皮做的大衣就不那么贵了。旱獭皮经过处理之后就成为“山寨版”的貂皮，于是旱獭皮的价格开始飙升。
旱獭皮竟有如此效用，需求自然猛增。1907-1910年间，旱獭皮的价格飙涨3倍，从满洲里出口的旱獭皮也从70万张增长到250张。私下里，不少俄国人与中国人都在干这“以假乱真”的买卖。
于是，“一只（生病的）旱獭所引发的瘟疫”也开始上演。
猎人捕获了生病的旱獭，并扒下它的皮，然后拿到东北去卖，这种旱獭身上携带鼠疫杆菌，很快鼠疫也被带到整个东北。
很快，伍连德从旱獭的身上检测出鼠疫杆菌，而哈尔滨傅家甸这个地方正是皮毛商人频繁落脚的地方。
03
找到鼠疫的病原体，一切似乎好办多了。在施肇基的支持下，伍连德迅速提出防疫措施：
一、对鼠疫重灾区傅家甸进行全面隔离，不允许当地居民随便出入，更不允许外人轻易进入，严禁皮毛商人进入；二、争取更多资金与医生支持，建立临时医院，设立隔离区，全城作为消毒与焚烧工作；三、全城进行卫生大检查；四、控制东北铁路与公路交通，对于各种交通要道进行严密布控。
其中，第四点尤为重要。
因为，东北作为女真“龙兴之地”，也是清朝重工业中心，中东铁路横贯全境，交通相当发达，稍不留意，瘟疫就会蔓延全国。
为了便于窃取中国资源，沙俄修建的中东铁路
锡良很快采纳伍连德的建议，不仅下令停止东北境内铁路，同时把京津交通也掐断，这就相当于封闭整个东北与外地的联系，锡良封了整个东北！
然而，东北虽为中国领土，有时候中国人说话却不好使。这里早已成为日本与俄国角力的地方，想要控制疫情，还得争取日、俄两国的支持。
伍连德首先找到俄国时任中东管理局长霍尔瓦特，并向对方阐明利弊。俄国人也不想瘟疫沾染到自己，处于保护侨民的考虑，很快就批给伍连德1300节带火炉的火车车厢，让其用于隔离疑似患者或与患者有过接触的人。
日本的态度截然相反。
大家还记得我在前文提到的细菌专家“北里柴三郎”吗？他的学生同样来到哈尔滨进行调查，并坚持其师的理念——“鼠疫源自鼠传染人”。
由于他在老鼠的标本中并未找到鼠疫杆菌（其实这与伍博士的观测一致），所以他不认为这种瘟疫是鼠疫，日本方面也拒绝予以配合。
阻力同样来自清廷内部。
1911年1月，政府派来北洋医学院的首席教授，法国人梅斯尼增援。梅斯尼也不相信伍连德的结论，他坚定认为灭鼠才是唯一可行的方法。
眼看阻力重重，伍连德不得不向施肇基求助。
这个时候的清廷管理层，好像人人喝了“安神补脑液”，大脑都异常清醒，很快清廷任命伍连德为“东三省防鼠疫全权总医官”，免去梅斯尼职务。
梅斯尼心有不忿。免职之后，他仍去现场查看病人，由于他根本不相信此次鼠疫病毒可以“人传人”，没有佩戴口罩。
梅斯尼为自己的傲慢付出了代价。梅斯尼很快感染鼠疫，并且于9天之后死亡。
梅斯尼的死亡虽然残忍，却印证了伍连德的理念，同时也为其治疫扫清了道路。
伍连德进一步采取措施：
一、征用哈尔滨的学校、浴场等公共场所作为消毒室与临时医院；二、在边境要道设立简易棚，对来往行人进行检疫查验；三、根据病人严重程度，将各类医院进行分类：疫症院、轻病院、疑似病院、防疫施医处；四、发明简易口罩（伍氏口罩）；五、对于重灾区傅家甸，关闭所有公共施舍，并全部消毒，对病人及其家属严格隔离，对有可能接触病人的，必须呆在家里自行隔离。
伍连德发明的简易口罩
然而，尽管路子是对的，但哈尔滨仍一直在死人，并且死亡数量与日俱增，这让他很疑惑。
后来，经过排查，他发现了傅家甸的坟场。
由于死亡人口与日俱增，坟场中堆积许多尸体，有的在棺材中，有的用布包裹着，裸露在外的皮肤呈现黑紫色，简直就是“低配版”的“切尔诺贝利核反应堆”。不把这些尸体清理掉，根本解决不了实质问题。
怎么清理？这些病毒不怕冷，但是却怕热。鼠疫杆菌超过55摄氏度就可以被杀死，火攻是上策。
那就烧吧！？说来容易做来难。
中国人一直讲究“入土为安”，如果焚烧尸体，则有违人伦。其实不要说上世纪初，就连当代，在农村实行火葬，都遭遇重重阻扰。
伍连德找到于驷兴，提出焚尸的想法。于驷兴哪敢担这个责任，伍连德就去找锡良，锡良人在东北，无法面见摄政王载沣，于是让施肇基去说服载沣。
清廷管理层再次服用了“安神补脑液”，伍连德的焚尸方案很快得到应允。
方法得当，喜讯很快降临。焚尸当晚，死亡人数统计数字明显下降，从那天开始，死亡人数逐日递减，显然，焚尸方案完全正确。
2个月过后，哈尔滨鼠疫死亡人数开始减少为个位数，甚至出现0死亡的日子。然后，哈尔滨的方法很快推广到整个东北，瘟疫终于控制住了。
从1910年10月至1911年4月，东北人口总计1400万，死于鼠疫的人数为6万人，这6万人中，有1/4来自重灾区傅家甸。在这次防疫行动中，参与医务人员2943名，死亡297人。这些数字，对于积贫积弱的中国来说，实在难能可贵。
我给你做一个比较：
公元542年，来自非洲埃塞俄比亚的跳蚤，一路蹦蹦跳跳来到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，这次瘟疫共历时2个世纪，前前后后死了1个亿；
公元1348-1351年，短短3年时间，鼠疫横扫欧洲，欧洲人口少了1/3，这场鼠疫历时4个世纪，直到17世纪才有所缓和。
此次东北鼠疫防治工作，伍连德居功至伟。伍博士不仅拯救了芸芸众生，也通过控制治疫权，粉碎了日俄假借瘟疫控制东北的野心。
同年4月，由外务部施肇基牵头，在奉天（今沈阳）召开万国鼠疫研究会，这是有史以来首次由中国人牵头举办的大型国际学术会议，参会代表来自中、俄、日、美、德、英、法等12个国家。
万国鼠疫研究会
伍连德无疑是这次会议的明星人物，他被公推为会议主席，就连大名鼎鼎的“北里柴三郎”也屈居副主席之职。
1913年，伍连德整理相关文章发表在世界顶尖杂志“柳叶刀”上面，成为中国人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发表文章第一人。
伍连德发表于柳叶刀的文章
从此，伍连德声名远扬，闻名于世。伍连德，人如其名，恭、宽、信、敏、惠“五连德”，并没有半点浮漂，仍一如既往的服务于祖国。
04
其实，不仅清末民初这场瘟疫，伍博士凭借自己的科学素养与出色才能，后来取得的一系列成就，随便挑出一条，就足以普通人吹嘘一辈子。（写到这里，想想自己也是博士，跟伍博士相比，真是羞愧难当）
为了防止文章陷入列菜单的窘境，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。
我只列出其中几条重要的告知大家：
为了发展现代医学，伍连德向民国政府提交《拟改组全国医学教育意见书》，系统提出自己的医疗改革方案，引领中国医疗史重大突破。
1914年，伍连德在上海发起组建中华医学会，他是第一任会长。（现任会长为钟南山院士）
1930年，他从西方人手中夺回海关检疫权，上海设立首个《全国海港检疫处》，伍连德任处长。
他在北京建立中央医院（今北京大学人民医院），伍连德任首任院长。
1935年，伍连德成为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候选人。
……
1937年，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，伍连德妻子被炸死，他不得不离开中国，回到槟城。
1960年，“鼠疫斗士”伍连德终老于马来岛。
泰晤士报是这样悼念伍博士的：
伍连德的逝世使医学界失去了一位传奇式的人物，他的毕生为我们所做的一切，我们无以为报，我们将永远感激他。
05
1910年的鼠疫，是天灾，更是人祸。
2003年的“非典”，原因在于有人百无聊赖吃果子狸。
2020年，新型冠状病毒出自武汉，迅速肆虐全国，原因在于有人再次百无聊赖吃竹鼠与獾。
我们在这里不愿意再花费笔墨去谴责这些人，毕竟，你就是把他们的嘴扇成“香肠”也无济于事。
但是，我们要解决问题。
欲解决问题，需要伍连德式的人物。（当然，我们有钟南山院士）
我相信，身处盛世的中华儿女一定会取得抗击病毒的最终胜利，也一定会在胜利之后，反思与审视自我。
新年意味新生与希望，下一个新年，中华儿女一定会欢天喜地！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