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|阿甲
画|马桶
我小时候是在浏正街小学里长大的，因为我妈妈是浏正街小学的老师。
我记事的时候，浏正街小学叫燎原小学，我家住的教师宿舍就在学校里面，是一排低矮的小平房，前后两间，后面有厨房，厨房后面是一个院子。平房前面，有几个水泥乒乓球台子，再前面是礼堂，过了礼堂就是大操场，操场尽头就是教学楼了。
浏正街小学对面是肇嘉坪小学，当时叫工农兵小学，现在是长沙广播电视大学浏正街校区。每到星期天，我妈妈就夹着一叠纸衣样子，去对面的工农兵小学找她的闺蜜，给我和姐姐裁新衣服。
夏天傍晚，晚饭后，家家户户都把竹铺子搬出来歇凉，大人们摇着蒲扇赶蚊子，聊家常。小孩子玩手电筒，扮鬼脸吓人。还有老师给我们讲故事，教我们看牛郎织女星。下半晚，父母会把熟睡的我们抱进屋里。
冬天，妈妈把我们摁到被子里面，灌上热水袋，给我们读《鲁宾逊漂流记》。具体的故事记不清了，只记得我盯着家里散发着黄色光晕的灯泡，在妈妈不太标准的普通话中沉沉睡去。
时常有调皮伢子被我妈妈留校，趴在乒乓球台上写作业。我妈妈一边生火做饭，一边指导抓耳挠腮的学生们。有时爸爸下班回家，趁妈妈在厨房忙碌，会擅自作主把留校的学生放回家。
天气好的时候，爸爸在平房前面做藕煤，有得闲的老师来帮忙，我们姐妹就在旁边玩煤灰。藕煤晒干后，我们和大人一起一块块搬进厨房。
最开心的是帮妈妈洗被子，光着脚，卷起裤腿，在大盆子里踩被子，名正言顺地玩水，还不被大人骂。
礼堂里有一台黑白电视机，怕只有十几吋，做了个木箱子外壳，搭几张桌子，高高的放在主席台上。毛主席逝世的那天，全体老师和家属都挤在礼堂里，抬头看电视里播放葬礼，不时有低低的哭泣声。我们还小，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，也跟着大人一起哭。
操场是一个小足球场，周围有体育老师用白石灰画的简易跑道，还有沙坑、爬杆等一些简单的体育设施。小时候觉得那操场真是大啊，每天和小伙伴们在操场里疯玩，直到断黑，父母们穿过礼堂，我们一个个被喊回家吃饭。
那时候的细伢子很少有不挨打的，打人的工具主要是笤刷，就是用布条扎几根竹扫把签子。我家也有笤刷，放在柜顶上，主要起震慑作用。有次，我和姐姐用椅子搭凳子，偷偷把家里的笤刷取下来扔掉，被爸爸发现后，扎了一把更大的，我们就放弃了无谓的抵抗。
虽然一般不用，但我们也尝过笤刷的滋味。有一回，我和姐姐玩寻宝游戏，姐姐把脖子上的家门钥匙埋到沙坑里，由我去找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怎么也找不到了，回家吃了一餐笤刷丫枝炒肉。
挨完打，妈妈责令我们站在厨房外的院子里反省，我扯着还在抹眼泪的姐姐的衣角，问：姐姐，你还痛不，我不痛了。妈妈听见了，又好气又好笑。
姐姐小时候比我挨的打要多，我妈送她去学二胡，不想学或学不好，就要挨打。每天晚饭后，妈妈一边织毛衣，一边守着她练习，有时拉错了，顺手就用毛衣针打手板。
那时候不懂大人的苦心，妈妈是怕她以后上山下乡吃苦，学一门乐器，将来可以进文工团。姐姐也是争气，小学就参加了市青少年宫的红领巾歌舞团，稳坐二胡头把交椅。后来文革结束了，知青都回城了，妈妈就不要求我学才艺。
学校出门是一条小巷子，巷子口有一家粉店，光头粉一角，肉丝粉一角一，味道特别好。桌上有盐和干辣椒粉两个坛子，勺子是用骨头做的，每次只能舀一点点。我每次生病，就可以一个人享受一碗肉丝粉，唇齿留香，病也好了一大半。
出巷子向左拐，再右拐，就到了藩后街，这是我童年去过的最远的地方。和父母去菜店、肉店买菜，跟姐姐一起去酱园打酱油，都在这条街上。
上小学一年级后，快乐就少了许多。我妈妈对我的班主任老师，也是她的同事打招呼，一定要严格要求我，不听话就授权他可以打。
我记得班主任是语文老师，姓凌，四十岁上下，个子很高，文革期间因打成右派，一直单身。凌老师真的把我安排在第一排他右手边那个位子，上课稍有走神，就用教鞭敲我。这让我在同学面前很没面子，人也慢慢变内向了。
记忆里，妈妈当班主任，早上没时间管我们，上学前，辫子都是爸爸扎的，总是要等预备铃响了，才匆匆忙忙顶着爸爸扎的辫子，嘴里咬着早饭，抓起书包，跑过大操场，气喘吁吁赶到教室里，开始一天的学习。
小学四年级时，妈妈工作调动了，爸爸单位分了房子，我们一家搬离了浏正街小学，小学毕业后，基本上就没去过了。
那时候日子很慢，常常盼望着快点长大。后来长大了，又觉得日子过得飞快，童年的时光是那样遥远。
早几年，我和老公去那边办事，特地去了一趟浏正街小学，站在铁栅栏门外向里面张望，全然不是我记忆中的样子了，大门变成了拱形门，印象中的大操场也不见了，巷子也没那么长了，前后左右都盖起了楼房。
还没等我感叹，一个年长的门卫出来，问我们做什么的。我一吐舌头，说，没事看看，马上就走，然后牵起老公落荒而逃。
作者介绍：阿甲，土生土长长沙妹子，80年代的文科生，业余码字爱好者。
